转载｜建筑不是恣意发挥的艺术——专访同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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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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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济大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曾主持上海外滩源、外滩、东外滩等地段再生规划与设计项目，如今又担任浦东新区乡村建设总顾问，在上海呈现给世人的样貌与风情背后，凝结着常青与他的团队的智慧和汗水。
在常青眼中，建筑很普通：它是一个为人服务的空间；建筑也很复杂：它不是恣意发挥的艺术，而是科学与艺术、技术与文化的结晶，背后有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一整套文明体系。
常青
生于1957年。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士。现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城乡历史环境再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学院（上海）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乡建成遗产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常青专家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主持和主创的项目先后获得两项国际设计金奖和多项全国及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已经退到底线，再退就真的徒有虚名了
常青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书香门第。祖母的父亲禄世纯为晚清拔贡，也是陕西有名的书法家。
幼时记忆里，每晚入睡前，祖母都会念线装古书给他听。懵懂中，对历史与传统的兴趣已种在心底。
常青从小喜欢美术和音乐。恢复高考后，母亲参照同事的建议，让他找一个艺术与工科结合紧密的专业，那就是建筑学。
他从国内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毕业，又去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在北京，他有机会选修任继愈的哲学史课；聆听梁漱溟、汤一介、张岱年、杜维明等文化大家的演讲；跟随导师张驭寰在长城沿线、大江南北和戈壁荒漠考察古代建筑；拜教过吴良镛、汪坦、周卜颐等学界翘楚；得到过杜仙洲、徐伯安和郭黛姮等名家点拨。还有单士元亲自带他调查故宫武英殿，刘致平病榻上赠书……
1986年，郭湖生在南京工学院开设国内第一个东西方建筑比较研究专题，招收博士生。这在当时成为文化事件，甚至连外媒都做了报道。
常青一直对这个专题感兴趣，放弃留在中科院工作的机会，带着一卷铺盖、两箱书，“南漂”攻博。朋友们认为他放弃北京户口和工作，简直“傻帽”。可在他心中，更愿意为志趣而活。
1991年初，他来到同济大学跟随罗小未做博士后研究，后留校任教29载。
他说，人生有限，学海无涯。刘敦桢和梁思成所代表的第一代建筑史家开拓了一片广阔领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学，这才有了今天一点一滴的进展。
新世纪初，您在同济大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和“历史环境再生”学科，似乎颇有完成建筑先辈愿景的含义。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20世纪末的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城乡改造时大拆大建，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作为文明古国，再不留点生存空间给城乡文化遗产，一切都太晚了。做好这件事，首要的是培养专门人才。
但是，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的专业性极强，需要跨学科合作，不是喊几句充满情怀的口号就能做好的。在中国，一定要创立这个专业，而上海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在上海首创很合适。如今，同济大学的这个专业仍然走在国内最前列。
您还提倡，历史环境不能片面地只谈保护，它就像有机的生命体，也要活化和进化，继而提出“再生”这个概念。“再生”与近些年流行的“更新”，有什么区别？
“更新”，有除旧布新或新陈代谢的意思。对于泛指的旧区、棚户区，改造或更新势在必行，但对历史保护对象就要慎用，易被误解或滥用。
“再生”，主要指修旧利废和活化复兴，与广义的改造、更新可能导致的大拆大建界限分明。谈历史建成环境的未来，“再生”这个词似乎更适用。
21世纪以来，北京的798电子工业区、上海的新天地石库门和外滩源、深圳的华侨城创意园区等，都可以看作再生的案例。
但前些年，一些地方将城市更新泛化。某些历史文化名城，以“更新”的名义大范围拆旧建新，丧失历史风貌和特色。有专家提出了“后名城时代”的诘问和反思。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已经退到仅保留两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底线，再退就真的徒有虚名了。
